長期以來，在植物保護領域內，在有害生物防控作業過程中，無論是理念的認知方面，或是防治和機理研究方面，還是在發生規律和防控對策制定方面，人們普遍趨向于重“蟲”輕“病”；對“蟲”熟悉，對病陌生；對“蟲”感性，對“病”抽象；在具體的植保生產行為中，人們已習慣于對“蟲”熱衷，對“病”冷漠；有些地方甚至偏執地誤判：植保=治蟲； 更有甚者，蟲病不分，視病為蟲，以蟲代病。這些認識不僅僅是植保知識的缺失，基本概念的混淆，更是植保理念的膚淺。殊不知，對植物生存的長期威脅，難以把握的潛在威脅，稍縱即逝的致命威脅正是“病害”造成的威脅。尤其對城市園林綠化，植物病害無時不在，無處不在。早在1988年全國43個城市同期對各地園林植物開展病蟲害普查，經匯總鑒定，全國有園林植物病害5508種。如今時間已過去近1/4世紀，各地又陸續發現一些原發性病害和新入侵病害，且普遍處于發生規律不清和防控乏力的狀態。對此，確有必要引起各地園林綠化界重視，尤其是植保業內人士密切關注，加大調查研究和防控力度，改變和提高對植物病害的認識。首先要在城市化快速發展進程中，城市環境新變化和城市園林綠化新態勢的基礎上，對園林植物病害“預防為主”“科學防控”的理念、規律和特性有一個新的更高層面的認知和共識。

    1植物病害理念的認定

    1.1園林植物病害的學科屬性

    園林植物病害作為“生物病害”隸屬于“植物病害”范疇，具有植物病害的一切共性。但由于園林植物所處生境尤其是城市環境的特殊性和各類生境的差異性，又具有不同于其它非園林植物病害的自身特質，其最突出之處就是植物的非侵染性病害與侵染性病害的惡性互作。

    1.2園林植物病害廣義性解讀

    發生在植物體身上一切有礙其正常發育，違背其生理特性的體征和現象皆可視為園林植物病害。即便是以各種方式蠶食植物組織器官的蟲害，其導致植物受害的過程、現象、結局，令植物正常的生長發育受損，本真的生理特性缺失或變異，就寄主（植物）本體而言，在一定程度上，亦可歸結為廣義的“病”。

    1.3園林植物病害狹義性解讀

    由侵染性（傳染性）病原微生物（如真菌、細菌、植原體、病毒、線蟲、癭螨、寄生性種子植物等），或非侵染性的自然變化、環境“脅迫”、人畜傷害、機械損害、土質惡化、化感性蛻變、先天性種質退化與惡變等單因素或多因素導致的植物體器質性或功能性損傷、缺失、變異、衰亡的體征和現象，謂之園林植物病害。過去通常所指的真菌、細菌等病原物發育表現的“病癥”和寄主植物體被侵害后表現的漸進性“病狀”皆為植株感病后的“體征”和“現象”所涵蓋。在此，“體征”多為病變過程，最終的“現象”多為病變結果。

    1.4生物行為學對園林植物病害的判定

    凡植物的病態反映皆屬于植物生理性障礙。是各種病原（源）作用于植物（寄主）后，在適宜條件支持下，植物的發育行為受阻或變異，進而導致植物組織器官的毀損，直至生長勢嚴重趨弱或衰亡。

    1.5物質結構學對園林植物病害的判定

    除少數生理退行性病變外（如多種植物的缺鐵性黃化病，喜光、喜陰植物或忌酸、忌堿、忌鹽植物錯地錯位種植后的生理性退化等），一切植物病害對植物物質結構的改變都是始于細胞—組織—器官—植株的“質變”。而蟲害對植物物質結構的改變主要是“量變”（尤其是食葉害蟲和鉆蛀性害蟲），只有少數蟲害對植物的危害會衍化為“質變”（如部分刺吸式口器害蟲危害后衍變的病害）。因此，在制定防控對策時，對以“量變”為特質的蟲害要向“靶標”防治發力，對以“質變”為特質的病害必須強調對寄主（植物）群落的整體防治。

    1.6園林植物病害主要類型

    1.6.1侵染性（傳染性）病害（按主要病原分）

    1）真菌性病害；

    2）細菌性病害；

    3）病毒性病害；

    4）植原體病害；

    5）線蟲病害；

   6）癭螨病害；

    7）寄生性種子植物病害。

    1.6.2非侵染性（生理性）病害（按主要病源分）

    1）生態性病害：溫度、濕度、光照失調，水災、火災、冰雪災害后遺癥等自然條件失調引發的病害；

    2）環境“脅迫”病害：“三廢”（廢水、廢氣、廢渣）污染、土壤和水質理化性狀惡變、藥肥作業失調等引發的病害；

    3）營養元素失調病害：營養要素（N、P、K）及微量元素缺失或過量（中毒）反映；

    4）人畜傷害；

    5）機械—工程損害；

    6）化感性病害：“相克”植物同位或近位種植配置導致的互殘或自殘現象；

    7）先天性種質退化與惡變。

    2植物病害“科學防控”的特性解析

    2.1植物病害防控的局限性——植株的侵染性全部病害及非侵染性部分病害的病部“復原”具有不可逆性。換言之，任何致病植物被害部位——細胞、組織、器官受損后都不可能經過治療得以原貌原樣地“復原”；任何植病最理想的防治效果，也只能是抑止病組織擴大，阻隔和防范病情擴散和蔓延。被害部位的細胞、組織、器官可以原位或換位“新生”，而原來的感病細胞、組織、器官已不可原體“再生”。

    2.2植物病害防控的前置性——在植病領域，“預防為主”的內涵實質是治“早”治“少（小）”“治未病”，重在“治未病”。任何植物的任何病害，只有切切實實重視和實施“治未病”，才能真正掌握植病防控的主動權。而“治蟲”強調的是治“弱”和治“準”，更不是“治未蟲”，這是植物保護對策中“治病”與“治蟲”的最大區別。

    2.3植物病害防控的復雜性——

    2.3.1侵染性病害“四環節”（寄主、病原、發病條件、侵染途徑）高度關聯，缺一不可，只有“四環節”全部具備，才能形成和發生植物病害。因此，任何一個環節的缺失或阻隔，病害的“發生”將難以為繼，“危害”也將終止。就園林植保而言，過去經常將“發生”與“危害”混為一談，表述也不夠嚴謹。實則“發生”與“危害”是兩個既有內在聯系又有所區別的基本概念。“發生”的軌跡是“鏈式”的，“危害”的軌跡是“階梯式”；“發生”的狀語指向是“范圍”，“危害”的狀語指向是“程度”;“發生”的觀感文字表述是“普遍”（廣泛）、“局部”、“零星”、“個別”，“危害”的觀感文字表述是“嚴重”、“較重”、“一般”、“輕微”（無論是“發生”或“危害”，各等級的量化表述則必須以不同級別的數據指標為準）。在生態、環境、經濟、景觀層面，植物病害乃至整個有害生物“發生”不一定必然構成“危害”（損失），但任何層級的“危害”程度必定以“發生”為基礎；一旦有害生物或環境“脅迫”的“發生”與“危害”兩者都達到極致，那就形成了以“損失”為內涵要素的成“災”的水平和閾值，構成名副其實的“自然災害”。但必須強調的是園林植物病害防控要以“發生”為調查、監控和預測預報的基礎和前導，而不能等到“危害”出現，這也是病害與蟲害“科學防控”的區別點之一。

    2.3.2非侵染性病害“三要素”（環境、自然、管理〈含種植、設計、施工、養護〉）高度關聯，又可各自“發力”，任何一項單因素都可成為主導病因。

    2.3.3侵染性病害與非侵染性病害惡性互作——絕大多數“非侵染性病害”皆可釀成次生性“侵染性病害”或引發“弱寄生蟲害”。反之，已經形成的“侵染性病害”亦可誘導或加劇“非侵染性病害”的發生。

    2.4植物病害防控的綜合性——植物病害防控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防控對策舉措的“綜合性”水平，要在“套餐”和“組合拳”上下功夫。由于導致植株染病多半是多因素疊加，因此，有效防控植物發病也必須注意相對應的多舉措組合。

    2.5植物病害防控的時效性——植物病害應嚴格遵循防控“三時”（施藥時間，發病時期，侵染時段）的適時性；“四準”（方法要準，藥物要準，濃度要準，劑量要準）的針對性；一連續（治病“療程”的連續性）。這是有效控制植株病害發生和危害、擴散和蔓延的作業實施關鍵，也是植物病害防控最具技術含量的舉措要點。

    與一切生物病害防治一樣，植物病害防治也要防止“過度”治療。當前，在園林植病領域，這種情況不多，遠不如園林植物蟲害“過度”防治的現象明顯。園林植物防控問題主要還是不治、誤治、漏治，生產作業中的行為表現是治而不防，有治無防，不治不防，治不適時，治不到位，治不得法。

    3植物病害“科學防控”的有效途徑——“六先”要領

    3.1治病先治“蟲”:如各種病毒病、花葉病、煤污病、松材線蟲病等，都是以某些昆蟲（如蚜蟲、蚧蟲、蝽象、粉虱、葉蟬、松褐天牛等）作為植物染病的媒介，這類害蟲必先除之，而后方能有效防病治病控病。

    3.2治病先治“土”：如各種枯萎病、根癌病、立枯病、猝倒病、根腐病、疫病、菌核病、根結線蟲病、灰霉病等多種植病的病原以土為匿身之地，以土為侵染之源；即使是非侵染性病害，也有許多源自植物生境土壤之“脅迫”、“污染”、“缺素”、“貧瘠”，故植物生境的基土必先保持“營養”、“通透”、“無毒”，溫度濕度適宜，營養面積（實為容積）充裕，才能有效防病治病控病。

    3.3治病先治“衰”：如各種弱寄生性——“寄主主導型”的腐爛病、爛皮病、潰瘍病等。各種寄主主導型植病病原有兩個特點：一是病原物長期且普遍存在于植物體上，不論病害“發生”與否，“危害”與否，病原物早已附著在植物體上，故病原具前置性和普遍性；二是病原的發育（侵染過程）是伺“機”而行，具有較強的機會性，這個“機會”就是植株本體生長勢的衰弱和生境條件適宜，促成了植物病害“偶發性”與“必然性”并存，通常情況下先有弱勢——極弱勢植株，爾后才有諸病寄生，進而更大程度上摧殘植株的生長勢，這就以惡性循環的形式構成了“病”對植物的“危害”。

    3.4治病先治“種”（zhǒng）(苗)：各種先天性、遺傳性植病皆因“種”

（zhǒng）引起，多數地方園林種苗檢驗缺失，檢疫流于形式，引起種苗攜病進城，種苗帶病入土，對這種狀況習以為常、熟視無睹，，已成為當前各地綠化的基礎性隱患之一。。

    3.5治病先治“種”（zhòng）（設計與施工）一切化感性、窒息性、先源性、攜帶性植病皆因“種”（zhòng）而產生。目前，許多綠地建設實際上都是不同程度的“帶病工程”，綠化工程質量的全程監督多數缺位或形同虛設；“適地適樹”在許多地方已淪為不受任何約束的裝潢門面的口號，實際上是“地”與“樹”“門不當，戶不對”，“地”不考慮“樹”，“樹”不適應“地”；種植環節對植株病害“寬宏大量”的高容忍態度和對病株、病部“不識廬山真面目”的知識盲點以及種植流程的粗疏、馬虎、追風趕潮，已成為各地綠化另一基礎性隱患，也給后期綠地養護管理帶來無盡無休的“麻煩”和被動。

    3.6治病先治“管”（水、藥、肥、剪、護等）管護不是防控植病的唯一手段，但是，科學合理的撫育養護和管理是將植病“發生”控制在最小范圍，“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的最終手段。

    所以，必須認識到：傳統的植物病害防治關注的是“末端”—是癥狀顯現之后的“治”，是危害產生之后被動型的“防治”，實際上是難以真正奏效或收效甚微；科學的植物病害防控，把握的是“源頭”和“過程”，立足于“防”，是危害形成之前或之初主動型的“防控”。兩者付諸實施時從理念到技術舉措雖然不可分割但又必須予以區別，主次分明，有所側重，這樣才能在園林植物病害防治中真正實現園林植保“16字方針”（預防為主，科學防控，依法治理，促進健康）所強調的“科學防控”。

    作者簡介：

    中國風景園林學會植物保護專業委員會  資深委員

    中國園林植物保護高端論壇  高級顧問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學術委員會  特約研究員

    山東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專家委員會  委員

    濟南市園林科學研究所（原）總工程師  教授級高工、研究員、高級景觀設計師